陈慕薇 日本米荒事件是如何发酵的？ 日本大米供应不足在2024年5月就开始显现。从供给侧来看，2023年夏季高温导致垩白粒率高，大米品质较低，达到收购标准的出货量较少；从需求侧来看，赴日观光旅游游客数量增长带动了大米消费。但当时日本整体呈通胀态势，大米价格上涨、供货不足问题并未十分凸显。 然而，2024年8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南海海槽特大地震临时预警信息，加重了消费者囤积大米以备不时之需的心态。此时就有地方自治体向日本政府要求放出储备米，但是农林水产省没有及时出手投放储备米缓解局面，认为当时未达投放储备米的紧急程度，而且维持大米高价位有利于米农。 2025年4月后大米紧缺问题日渐凸显。一些大米批发商为了保证餐饮业和超市的供货量，加大大米囤积，引发大米价格飙升。原本主要是当地农协去米农那里收货，现在各类大米批发商、零售商、餐饮业者，甚至与食材行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企业也蜂拥而至、直接进货。仅4月到6月大米价格就上涨4成，达到1俵（60公斤）2.7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1338元）。 这已不仅是供求关系问题了。为什么日本政府自3月就决定放出储备米，然而米价却迟迟不降，而且供货紧张情况没有缓解呢？日本大米年消费量已从1962年每人118公斤下降到2023年51公斤，为何还会引发本次米荒呢？其背后是日本大米流通环节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，以及日本农业政策方向的偏差等更加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。日本大米流通路径为啥不透明？一般情况下，各区域农协会从米农处统一收购，再根据品类和品质进行定价；此后，农协将大米批发给大米批发商，批发商之间进行现货交易形成批发价格，最后流向各大超市、食品零售商及餐饮业等。 因此，即便日本政府从3月份决定放出储备米，期间也要经过多层流通环节，具有一定滞后性。一开始日本政府采取招标方式，高价竞拍者获得储备米，令市场预期米价短期内居高不下，不少业者甚至个人直接从米农处收购大米，在电商平台转卖获利。这导致储备米迟迟未能及时入库，市场价格也未能下降。 这些混乱情况反映了农林水产省对大米供应链管理不力。小泉进次郎5月上任农林水产大臣之后，决定直接向零售商出售储备米，绕过农协等传统集货业者，实现6月上旬每袋5公斤大米零售价降至约2000日元（含税）的目标。日本政府压制了日本农协在大米流通中的掌控力，加大了管理力度。日本农业政策的漏洞在哪里？本次米荒根本原因是日本大米生产供应能力下降了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，为了防止大米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下跌，日本政府出台减产政策，并鼓励农户转向饲料米、大豆等经济类作物生产。虽然2018年安倍政权废止了该政策，但是通过提升对从大米转向其他经济类作物生产的补助金，依然维持了大米减产的政策导向。 然而，随着农业从业者不断老龄化、后继者不足，大量农田被闲置或废弃；农田要转为建筑用地等作他用，则无法享受较低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农民及其土地继承者宁可土地撂荒。这动摇了大米生产供应的根基。如果大米生产无法跟上，要恢复到正常市场价格则仍是长期挑战。 日本米荒的历史是怎样的？ 因大米短缺或价格飞涨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和民众抗议行为，在日本被称为“米骚动”。本次米荒也被日本媒体称为“令和时代的米骚动”。这些事件是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深层矛盾的集中喷发，大米只是导火索，因而往往在米荒平息过程中伴随着政权更迭。 19世纪中叶，德川幕府末期，米价高企导致民众生活困苦、人心背离，加之1866年第二次长州征伐中商人囤积军粮，米价急剧升高，加剧社会不满，最终成为促使幕府垮台的一个因素。 1918年，日本大正年间因预见西伯利亚出兵引发大米囤积，导致米价飞涨，爆发“米骚动”。当年7月，日本富山县鱼津市负责将大米装船的女性劳动者发起抗议行动，停止将大米运往外地，并迅速蔓延日本全国，引发大规模骚乱。日本政府出动军队镇压，寺内正毅内阁引咎辞职，1918年原敬组阁。 二战结束不久，1946年因粮食短缺，25万日本民众聚集在皇居前广场抗议粮食匮乏，盟军总司令部出面镇压抗议活动。 1993~1994年，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夏季气温偏低，日本大米产量不足。细川护熙内阁从泰国、美国等国紧急进口大米。此次米荒后，自民党单一执政局面结束，开启非自民党执政时期。 本次米荒，小泉进次郎揭开农业政策和流通环节改革序幕，也反映出日本政坛在即将到来的参议院选举背景下，为避免米荒导致对自民党政权支持度下降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急切心境。 未来日本应如何通过农业体制改革，增加市场弹性，避免再现米荒？ 这次米荒暴露了日本大米供应链和农业政策的结构性问题，引发了新旧势力之间的竞争，也是日本农业体制改革的一次契机。2009年石破茂担任农林水产大臣时期就已经提出过要重新修订减产政策，但当时反对声较强，未能推进。未来需要从三方面着手改革。 首先，推动农业政策导向从大米减产向增产转变，确保大米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。在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时代，在国际局势动荡的当下，确保粮食自给率是稳定日本民心的重要基石。 其次，增强管理大米供应链能力，提升大米流通透明性。非竞标直接委托方式降低大米零售价立竿见影，但治标不治本，对中小型零售商也不公平。储备米投放还让负责储备大米的仓储业者卷进了利益冲突。日本目前有约300处恒温仓库，恒温仓库行会由112家企业构成。政府储备米是恒温仓储业的稳定收入来源，但如一次性释放81万吨储备米，可能导致该行业每月减少约6亿日元收入，还需承担电费、人工费等固定支出，仓库也不能随意转为他用。因此，政府需要一定程度介入大米等安全保障类粮食的交易，以平衡多方利益，维持稳定的市场供应。 最后，预计今后异常气候是常态，应积极培育适应于异常气候条件的稻米新品种。日本已开放上市了部分新品种，今后还要进一步普及。中国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什么？首先，要坚持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，粮食自给率是社会稳定、安全保障的根基，减产保价的政策导向过于武断短视。应合理规划利用耕地资源、确保足够的种植面积、提升单产量。例如，推动大米种植规模化、法人化经营，农业经营合作社在为农民服务，提供技术、资金和设备支持的同时，也要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，通过提高附加值为农民增收。 其次，推动粮食流通环节透明化，准确管理流通环节，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，确保国家对关键环节的管理和掌控能力。适度放松管制，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，引入不同竞争业者，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兼顾零售端价格的合理性。 最后，支持稻米品种研发，抗击气候变化风险，提高产量和品质。推动农业向高技术密集型升级有助于提高粮食自给率。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品种，不仅能提高我国农产品自给能力，还能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，提升全球农产品稳定供应能力。通过人造卫星等高科技精准掌握粮食产量，及时调控市场供求关系；将绿色技术和农业生产紧密结合，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。 【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（日本学研究中心）讲师、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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